东科可不会像惠普一样磨磨蹭蹭的，趁他病要他命，眼下是惠普最虚弱的时候，不把它给捶死，还等以后，它缓过劲来，再反咬东科一口吗？

东科就是要速战速决，能收购，就收购，不能收购就拉倒，大不了找其它...

李东陵站在落地窗前，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烟，目光沉静地掠过港城维多利亚港湾上浮动的粼粼波光。窗外暮色渐浓，天边云层被夕阳烧成暗金与铁灰交杂的绸缎，像一张无声铺开的战报。他没回头，只将烟搁在窗台边缘，任那截雪白滤嘴在微光里静默发亮。

“竺总，把三星那边递来的密函，再念一遍。”他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近乎冷凝的节奏，仿佛每一个字都经过千锤百炼后才从齿间吐出。

竺赵江立在三步之外，西装笔挺，手中文档页角已被反复摩挲得微微起毛。他清了清嗓，语速平稳：“‘鉴于当前东南亚手机市场结构性剧变，以及多方渠道反馈之现实压力，三星电子愿就区域市场秩序、渠道共建、售后协同等议题，与神舟手机展开非正式、建设性磋商。本次会谈不具法律约束力，亦不构成任何排他性承诺，唯以务实合作为出发点，探索共赢可能。’”

话音落下，办公室内一片寂静。中央空调低频嗡鸣如远古心跳，衬得这方寸之地愈发肃然。

李东陵终于转过身来。他穿一件深灰羊绒高领衫，袖口随意挽至小臂，腕骨分明，指节修长。眼神不锐利，却沉得惊人——像一口封存多年的深井，水面平静无澜，水下却暗流奔涌，不知几深几重。

“共赢？”他唇角微掀，笑意未达眼底，“尹钟龙写这封信时，手腕怕是抖了三次。”

竺赵江垂眸，没接话。他知道，李东陵不是在质疑信件真伪，而是在解剖那纸墨背后每一根绷紧的神经。三星想谈的从来不是共赢，是止损；不是结盟，是缓兵；不是握手，是递上一把刀柄，请神舟亲手削掉诺基亚、索尼这些碍事的指头，好腾出地方让三星继续站稳脚跟。

“他们算盘打得响。”李东陵踱至会议桌旁，指尖划过光滑乌木桌面，留下一道极淡的印痕，“拿我当铡刀，替他们砍掉竞争对手的腿；又怕我砍得太顺手，顺带把他们自己也劈成两半——所以先递个台阶，让我踩着上位，再悄悄在台阶底下埋钉子。”

竺赵江点头：“尹钟龙昨天还约见了曼谷三家头部渠道商，暗示若神舟拒绝合作，三星将启动‘本地化深耕计划’，直接注资收购其门店股权，并承诺三年免租、十年保修。这是明晃晃的反制筹码。”

“注资？”李东陵忽然笑了，这一次笑意染上了眼角，“他当曼谷街头那些铺面还是1997年？当年东科在暹罗买下一整条考山路，花了不到两百万美元，连同后面三条巷子的地契、仓库、旧戏院，全打包进账。如今三星要收一条街？光是中介费就得先掏三千万泰铢——还得有人肯卖。”

他顿了顿，语气陡然转冷：“可笑的是，他们至今仍以为，东科在东南亚的根基，是靠钱堆出来的。”

竺赵江神色一凛。他知道，这话触到了东科真正的命脉。

“1998年3月，东科在曼谷设立第一家办事处，名义上是做MP3配件分销，实则三个月内，在暹罗央行备案注册了七家离岸贸易公司，全部以港城、开曼、新加坡三地空壳架构嵌套。同年6月，金融危机最烈时，我们用五百万美元撬动暹罗农业银行一笔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转头就把这笔钱换成美元汇往汉城，再由汉城分拆成二十笔小额韩元，注入当时濒临破产的六家棒子中小物流企业——其中三家，今天已是曼谷最大冷链配送服务商。”

“2001年，我们在吉隆坡注册‘东方迅联物流集团’，表面主营快递分拣，实际同步拿下槟城港三个保税仓、新山工业区两座自动化立体库。那两年，没人知道我们在建什么，连海关都觉得我们是搞仓储投机的土老板。”

“2005年，神舟第一代功能机试产，我们没急着推广告，而是把所有样机，免费送进曼谷大学、朱拉隆功大学、清迈皇家理工的实验室，让学生拆、测、改、写报告。半年后，《暹罗通信工程学报》登出三篇论文，全指向同一个结论：神舟基带芯片功耗比诺基亚低17%，抗干扰能力超索尼23%——这些论文，后来成了东科申请PCT国际专利的核心技术佐证。”

“2008年，全球金融海啸，我们反向加码，在马尼拉低价收购十一家倒闭电信营业厅，改造成神舟品牌体验中心。每个中心配备双语工程师、本地化UI测试组、方言语音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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